孙景波,生于山东省牟平,196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到云南美术家协会工作。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法国巴黎美术学院进修油画、壁画。1988年回国，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壁画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油画家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孙景波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大型画展，作品为中国美术馆、学院美术馆及海内外艺术收藏家收藏，其油画代表作有：《阿细新歌》1972年作，《乌蒙山人》1974年作，《阿佤山人》1980年作，《永远欢乐的阿佤》1984年作，以及九十年代创作的《青海湖》、《鄂错湖》、《藏女小卓马》等。其壁画代表作：《凝韵图》、《与日月齐光·和天地同辉》、《华夏精神》等。其艺术文论发表有：《时代民族与艺术个性》、《大师素描读记》、《人体艺术赏析》、《西方肖像艺术源流概略》、《再看印象派素描》等近五十篇，出版专著有：《油画肖像技法例》、《孙景波素描集》、《孙景波说速写》。主编画集有：《1979--1999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中国素描经典画库》。

　　主持人：孙老师，您第一次画画是在什么时候，画的是什么东西？

　　孙教授：我的第一副画就很难讲了，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生在山东半岛的一个农民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木匠，木匠在农村是属于那种手比较巧的，每年到了农闲的时候，我的爷爷给人家做木匠活，他可以刻木花，可以做木屐，就是做那种木头的拖鞋。我的母亲是一个绣花女工，她从小是个孤儿。从烟台下嫁到农村来以后，她的绣花这个专业停止了，但是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她会绣花，经常会找我的妈妈给他们绣枕头的花，甚至给他们描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看我妈妈绣花，看她描花样，我不知不觉觉得那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妈妈在绣花的时候很投入。

　　我从小跟她学针线活，我到现在我可以这样讲，用针来做的事情，我做的和一些姑娘们一样好，这是真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我从小就喜欢乱画什么，比方说在墙上，在地上乱画，但是真正，刚才主持人小姐问我一句，你第一张画你记得吗？我记得第一张如果说我是画在纸上的话，我回忆是我在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才五岁，我被家里送到村里的惟一一个小学，那个小学是一、二、三、四，四个年级都在一起上学，我记得高班有一个同学，他拿着一种半透明的纸，在他的课本上拓下了一个，就是铁匠在打铁的那么一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有趣。我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试一下子呢？我也就用了一张半透明的纸，也蒙在上头，我也描下来了，我说我这个跟那个里头几乎是一样的，心里特别开心。打这以后我就会用粉笔在黑板上，或者在我的小黑板，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没有现在这种条件，就是有很多本子可以供你拿笔写，我们那时候是用滑石笔，在一个小黑板上，很小。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很多小孩儿都会喜欢画一些画，是不是您画的比别的孩子特别好一些？有不同寻常的天分在里面？

　　孙教授：天分倒不敢讲，但是我喜欢可能一直是由始至终的。我记得从一年级开始，因为我的画画出来以后，老师说这个小孩儿画得好，我就好像受到了一种表扬，受到了一种鼓励，我始终是在这样一种鼓励和表扬声中走过小学的。

　　后来我，比方说我1950年的时候，我到了黑龙江，我真正开始从一年级开始读起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老师就有美术课，让我们在，比方画一个苹果，或者随便画一个什么东西。画完了以后老师总是把最高的分给了我，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荣耀，于是我觉得，这个画画对我来讲是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接下来，我记得我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学生出墙报，要出黑板报，老师总是会拉着，叫小景波去，叫小景波去，图案和黑板报题头让他画。我就记得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就成了黑板报的专栏。

　　主持人：那个时候是一种非常初期的一个对画的爱好和兴趣。什么时候开始想，我将来要以画画作为职业，我要成为一个画家？

　　孙教授：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学画的条件和现在的孩子们不能比，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小县城，我的美术老师实际上是不会画画的，他教音乐，又教体育，同时又教美术，他会拿一些现成的课本上的东西让我们照着画。可是我在学校感觉到不满足了，我记得当时小县城的街上会来一些走江湖的，比方用放大尺画一个人的像，用××来画一个人的像，我会下了课的时候，长时间的跑到他那个地方去看。看他总头到尾怎么画一张像。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也算是走江湖的了，用××画像，告诉一个学生，收一毛钱，那个时候叫一千块钱。我那时候没有钱，我记得他住在一个旅馆里头，冬天我敲门进去，他说我没有交学费，就让我出去，我就后来趴在窗户上看，他到底怎么打格子，把一个东西画起来。后来有的学员看见窗外有人，就敲玻璃。

　　老师就跑来，你出去，你没有交钱。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就回来我自己就用格子自己来放大。放了以后我发现我已经会了，我拿给老师看，老师说你比街上那个人画的还好，你用不着跟他学了。这样的鼓励使我很难忘的，我当时我记得当时的新华书店里头经常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卖一些年画，门画，比方那个时候在我心中最著名的画家，像李木白，金学晨这样的一些，就是五十年代画年画的这些画家，是我心中的偶像。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更高明的画家，他们的画我常常拿过来，央求我母亲，我说买一个那个谁的画吧，画的老虎，买那个谁的，他画的是红楼梦的一个人物，拿到家里我就对着描，这样描来描去的时候，我的兴趣越来越浓，我记得要是萌动了一种想法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一个作文的题目，这个题目是《长大你要做什么》？

　　我那个时候写了一篇作文，叫《长大我要当画家》。有的人想当科学家，有的人想当演员，有的人想当一个飞行员，有的人想当一个老师，我说我长大想当画家，用我的画笔画风景，用我的画笔画人物，当然那篇作文写的有点儿像小诗似的。我记得这篇作文还给我带了一点儿委屈，因为这篇作文完了之后，老师给我的分很低。同学们不服气了，因为同学们读了我的这个作文以后，觉得孙景波为什么给了这么低的一个分？就问老师，老师说他那作文像是抄的，说他那个作文像是抄的。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调整过来了，我说嗨，老师实际上在表扬我，因为这不是抄的，是我自己写的，说出了我当时的那种心里的一种追求。要说什么时候有的想法已经明确起来的时候，我想那篇作文应该是我最早的，踏入这个事业的一个宣言。

　　主持人：孙老师也说自己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很多时候生活可能是最好的老师。那您有没有回想一下，这八年应该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创造的高峰期，可是对您来说，这八年都是用来偷偷摸摸的写生了。会不会有些遗憾？

　　孙教授：客观的说我那八年晚年期，要是说像你期待的那样，能够做出一些很杰出的作品，在我当时的那个情况下，也不可能。以我的能力来讲，也做不到，但是我作为一个附中毕业的学生，我就始终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的生活里面，我感觉到我的学识是非常不够的，我1964年离开北京，到1978年再回到北京，这14年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有一个缺憾的，因为我一直梦想我还是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在大学里，能够获得一些更扎实的知识。但是这个没有可能，尤其是在云南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的时候，我觉得我近乎有一种绝望，就是我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年龄也过了。这个时候我有一种对知识的饥渴感。就是说我不能上大学，但是大学的课我一定要把它补，补下来。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对知识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但是这种饥渴又来自于环境。

　　比如说我想看一本书，想看系统的看什么书，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有通过一种偶然的机会，比方说我当时的同事多半都是云南省文联的，其中有些作家，也有一些戏剧评论的，他们会带到乡下一些书，我自己带到下面的书我读完了，我没有，我就向这些同事们去借。借来以后看完要还人家的，我想看完了我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什么书都买不着，你到新华书店，新华书店整个架子上就摆着几本书，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于是我就开始，我把借来的书，读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抄。

　　我在干校的时候，和在农村插队的那段时间，我抄了很多，包括比方说我当时尽管小时候也读过《唐诗三百首》，但是我想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这种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那么没有可能，于是我就抄。我记得我在干校的时候，很有趣的，我会很杂乱的，有一个同事带下去一部《资治通鉴》，是偷偷带下去的。他告诉我，小孙，我这里有《资治通鉴》，我就一本一本的看，我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古人有很多很富有哲理的东西，我就摘录。我看完大半部《资治通鉴》的时候，我录完一本的，好几万字。我后来比方说看包括《孙子兵法》这样的，很难得，因为什么，我又不是将来做军事家，但是我觉得里头充满了一种智慧和哲理的这种东西。

　　于是我就《孙子兵法》十三篇，我从第一篇抄起。后来我又遇到比方说《话论》方面的东西，我的同事带下去，我就抄这些东西，一本一本的抄，我抄了很多。

　　在文革期间，60年代我所抄的书的一部分，不是一小部分，一部分。因为我抄的东西很多，因为我没有书，我要看的东西我应该自己有，而且抄在这上面的还只是一个，我经常是把它抄在小纸片上。

　　比如说《人间词话》，王国维写的，我一看我觉得写的真好。我就用这么大的小纸片，大概用了五张纸，反正面的抄，用的那种像苍蝇头那么大的，叫蝇头小楷。我把整个《人间词话》都抄在那五篇纸上，我到了田间劳动的时候，大家休息的时候，我就在田头上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片，我就可以看，因为那里头还记录了很多，历代的词人，包括苏东坡，李清照，文庭俊很多词，我每天要求我自己要背一首，那么我就带到田头，那么看。

　　主持人：说实话，这件事情真的是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说起那十年动荡，很多人觉得自己是被耽误了很长时间，但是您却通过这段时间一直在积累。而且我发现您看的这些书籍，其实和绘画本身可能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许作为一个艺术家，做画家，也是需要一个个人素养的一个积累的。

　　孙教授：对，我想也是这样，因为作为画家，我现在的体验是不仅仅是手上的功夫，我觉得更要解决的是一个思维的方式和一个观察的方法。

　　你看我读到这些古代的哲人，贤人他们这些著作的时候，我觉得对我做人和做事都有很多的启发，这么说吧？我觉得比较有毅力的去做一件事情，我想这些包括孔子的教诲当中，我都会有一种收益。我长时间的有一种格言，就是我信奉的，孔子讲过，好古敏求，见贤思齐。就是喜欢这些传统里优秀的东西，就是好古，敏求就是要迅速地想去追求，想去得到。见贤思齐，就是见到比自己好的人，见到更高境界的这样一种作品，那么就想自己是不是也能做到？有这么样一种欲望？我想都是从我们的古代的这些哲人们的教育当中得到的。

　　主持人：刚才您讲了要先做人，再作画，其实很多时候，画本身色彩，线条都是技巧上的，但是最后吸引人的，往往是它技巧背后的力量和思想在里面？刚才我们有很多附中的同学，作为您的校友也讲到说，觉得自己在附中的日子过的有一些毛毛倒倒的。不知道您在附中的日子是怎么渡过的，虽然那好像是在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孙教授：我觉得我在附中那时候，我有一次到附中跟这些小校友们一块儿谈附中体验的时候，我说附中的四年在六十年代，在我一生的记忆当中，是使我最兴奋的，最难忘的，可以说我对一个我经历过的学校，最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就是附中。

　　有这样的一层因素，就是我们从小就希望能够做一个画家，老师就说，你将来你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条件，在中国，在中国的中央美术学校里，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是一个最好的学校。那么你怀着这样的信念，如果你又很不容易的考上了，你会非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应该是比较困难的一段时光，1960年我入校，到1964年毕业，这中间恰恰的经历了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附中的孩子那个时候的饿是双重的，一种是我们求知欲望很强，这叫做精神上的饥渴，另外一种我们在讲身体的时候，每个月只有28斤，29斤的粮食，现在你们吃不掉，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菜，没有油，肉是配量给的，每天第一个感觉起来就饿，一直到睡觉前，从心理到生理双重的饿，这种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始终保持着，没有那种好像是吃饱了就想睡觉的那样一种懒散的可能性，当时每天都有一种饥渴辘辘的这种心理和生理调动起一种情绪来，总想多得到一点什么。

　　主持人：所以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是安逸会使人有些懈怠，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说，现在中学生怎么有点儿懒？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可能有点极端了，虽然说您当时觉得很饿，生理上到精神上都很饿，但是那段时间也是过的非常愉快，生活其实也是很丰富多彩的吧？听说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文艺积极分子？

　　孙教授：其实所有喜欢绘画的孩子，对艺术的，别的艺术都喜欢。比方说喜欢画的孩子肯定喜欢看电影，喜欢看戏剧，喜欢听音乐，这样的电影、戏剧、音乐也毫无疑问的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记得我到附中的时候，我们班同学都很喜欢演出的这样的一种，包括期中，甚至是期末，经常会借着各种节日的借口，大家会编排一些节目。我在附中一年级的时候，一到学校不久，我们就编了个节目叫做《唐吉诃德》，我们班有个很高个的，现在在美术杂志当主编的王宗，当时他就有一米八了，差不多，我当时就一米五左右，个儿特别矮，我只能扮演那个桑丘，从宿舍里找一个枕头，把它捆绑到自己身上，扎起来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