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对。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社会必然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社会不仅需要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各种各样的家，还需要数量更多、更为庞大的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队伍。

　　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满足社会各种需求，在培养多样化人才上下工夫。既要培养拔尖的思想者、科学家和各类专家，也要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我理解创新型人才既包括一流的可以进行科学发明的研究型人才，也包括数量更加庞大的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可以推广扩散新技术新思想的应用型人才。如果把高等教育的目标都定位在培养诺贝尔奖获奖者上，那问题就大了。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再往下的路该怎么走？考察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教育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在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以后，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进行了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的调整，最重要的是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所以，我多次呼吁要建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实行单独的入学考试，加大应用型人才培养力度。为了配合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区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两个体系，相应的，把高校分为三类——研究型大学，教学型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明确它们之间的不同定位。研究型大学，偏重学术、理论，培养研究型人才；教学型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通用型应用人才；高等职业学校，培养岗位操作型应用人才。并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导向和社会评价机制，让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校科学定位，各就各位，各安其位，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们国家不仅要有高水平的，世界一流的大学，还要有高水平的，世界一流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教育既要培养出一流的拔尖的科研创新团队，也要培养出一流的高技能的劳动力大军。

　　记者：可是当前的大学教育似乎有点太过追随市场了，许多学校纷纷开设热门、实用的专业，在教学中偏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基础性素质课程，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纪宝成：的确，专业设置趋同化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盲目的趋同化浪费教育资源，降低教育质量，影响毕业生就业。

　　在学生培养中还有一个“道”与“术”的问题。现在的大学教育普遍存在“重术轻道”的现象，无论理工类还是社科类大学都是如此。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大学教育应该既重“道”也重“术”，让学生成为“道”“术”兼备的人才。

　　所谓“道”就是理论、理性，就是观察、思维、想象和判断能力，指向学生的人格、理想、信念和视野等基本素质。“术”，就是具体的操作性知识。重“术”不重“道”，太急功近利，大学生的素质就会下降。大学首先要重视知识、能力、责任感相统一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人格与心智的完善，同时重视必要的“术”，基本的“术”。

　　另外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社会良心和智慧之所在，要服务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高校培养人才不仅要考虑目前社会的需要，还要考虑社会长远发展需求。不能把媚俗说成是适应需要，不能把急功近利、随波逐流说成与时俱进。体现在专业设置上，就是一些冷门专业即使暂时招生不好，也要办下去。对于一些目前看不到市场需求的专业，只要有潜在的社会价值，我们就要办下去。我们要为社会储备人才，为未来储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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