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文上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是2005年7月。当时他刚工作1个月，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一个大款或官员家庭。在他看来，正是家庭背景不同，才导致他和一位同学在找工作上的冷暖不均。现在，他已经换了两份工作，也习惯把那份“不平”看做“正常的社会现象”，自称“早就习以为常”。

　　来自苏北农村的曲文2005年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新闻系，因为老师的介绍和自己实习时的出色表现，他留在了一家电视台新创办的频道做节目后期制作。在家里人看来，能留在省城相当不错。曲文却不这么认为：“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合同，没保险，即使出差时出了车祸，台里也不会负任何责任。”

　　曲文的一位同班同学则幸运多了，两人同在一家电视台，后者享受的却是“台聘”待遇，曲文没有的他都有，比如各类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奖和过节费等。“他即使不干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觉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学。毕业半年后，那位同学结了婚，有房有车。

　　曲文认为，出现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有差别，而是家庭背景不同。“关键在于他父亲是某市电视台的领导。”对此，曲文的另一位同学也表示认可：“能够被‘台聘’的，家里都有很硬的关系。”

　　曲文现在在一家网站工作，这是他毕业两年多来的第三份工作，此前他曾就职于一家私营的广告公司。目前，曲文月收入在1700元左右，在南京仅够维持生活。“我们家几代贫农，亲戚朋友都是种地的。”曲文说，自己在省城立足，靠的只有“能吃苦”。实际上，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他大四时更想去考研。

　　靠助学贷款上大学的曲文最终放弃了考研的打算。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曾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做过专题研究。他认为，在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是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收入越高，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会越多；在进入高校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则子女可以从家庭获得的用于学习、社交、求职的经费越多，而迫于经济压力打工的必要性越低。

　　文东茅在研究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时发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学生从家庭和亲友处获得的资助额、花费的伙食费、求职总费用等呈正相关关系，父亲受过专科及以上教育者，这3项费用平均分别约为3.12万元、1.22万元、1010元，而父亲只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者，这3项费用分别只有2.45万元、9400元、870元。即使在大学毕业之际，家庭能否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也是影响许多毕业生选择是否继续求学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又体现了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源。“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亲在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