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他牵挂我们娘俩吗？我看他工作的时候一点也不在乎我们。”迟永萍枯坐在沙发里，忆起往事，眼泪涌上来。“他刚上辛兴那会儿，正是最难的时候，十天半月不回家。我记着那年冬天格外冷，我买不上煤，他连个电话都不打，孩子就捂在被窝里写作业。”“女儿慧心那时候小，就老是问我，妈，人家都有爸爸，咱为什么老是娘俩？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爸爸？”
迟永萍盼周末，说好了周末回来的，等到过了下班的时间点，却只等来了一个电话，“金鉴说他临时有事情要处理，不回家了。”
迟永萍是在后来听别人说才知道，其实那天晚上金鉴没有别的事情，本来也是兴冲冲要回家的，那时候大家工作在辛兴，家在城里，一到了周末大家就拼车回家，但是车满了坐不下，他让别人走了，自己留下来。
王金鉴作为院长本来用车也方便，但是在自己的事情上，他从来舍不得用。“金鉴跟我说，员工都发不下工资了，我哪里还好意思坐车，来回油钱50多块钱，省下来多好。”
“院长的车就是手术病人专车，那会儿乡镇道路多数坑坑洼洼颠得厉害，病人在我们院里做了手术，出院的时候院长让用院里唯一的桑塔纳轿车送病人回家，轿车舒服，不会扯得刀口疼。”“我们有手术需要接城里的专家，也是用院里的桑塔纳轿车，每次院长都陪着，他觉得陪着才更尊重人家，人家下次才愿意再来指导。”
忙起来顾不上家的王金鉴，却在任何时候都撇不下他的职工和病人。有时候半夜三更的做手术，他就像病人家属一样等在外面，一直等着。“他那时候真是放心不下，医院刚有起色，手术刚刚发展起来，他担心会出状况，压力大，责任重。”手术结束了，职工们疲惫，他也熬红了眼圈，但是一清早他就到街上买来小米粥和油条，嘱咐大家多吃点。
可他自己却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妻女不在身边，他常常买上一个星期的馒头，掰开了晾在办公室或者宿舍里，吃饭时就用热水泡干粮。“长毛了都不舍得扔。”迟永萍记得，她休班的时候坐着乡镇公交车去给金鉴整理宿舍，经常会看到变了质的干粮，“金鉴啊，我们虽然没有钱，但也不用把日子过得这么苦。”他还是不舍得扔。
后来，迟永萍想要搬到卫生院的家属楼和他一起住，方便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答应了。“那时候我们在辛兴卫生院也分了一套房子，虽然不是好楼层，但我也真是看上那个房子了，该置办的东西都置办好了，等着金鉴让我搬，等着等着也没动静了，听说他把房子让给了聘请来的一个专家，我当时心里真是不甘！”
这就是王金鉴，他宁可自己搬出来住在办公室里，也要把专家安顿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百尺河卫生院，当时为了发展影像科，他同样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给一位学科专家来住。后来到了龙都卫生院，得知医院床位紧张，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安放病床，自己则和职工们挤在一起办公。
“永萍，等我把医院弄好了，抽空带你去看看”，在桃园这样说，在辛兴这样说，在百尺河和龙都卫生院他都这样说，但是永萍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哪天是有空的。
“有一年快过年了，我生病，好久没有看到金鉴，除夕那天，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我看到他的衣服也皱了、头发也白了，像逃荒回来似的，我俩一下子抱在一起，他对我说，‘永萍啊，我顾不上你，对不起你，我就是想要把医院弄好。’”
“只要他愿意，我就在背后好好支持他。”
迟永萍喜欢怀念年轻时候的时光。那时的周末，他还会骑着自行车带她出去玩。“我那时候嫁给他，就图他心地善良。我们在一起，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过，就连我们第一个孩子5岁多没了的时候，他都没掉过一滴眼泪。我婆婆对我说，‘小迟啊，他是男人，能守着你掉眼泪吗？’他只在临终的时候，流了一滴泪。”
王金鉴走前的一个星期，他提出来要到龙都卫生院住院，“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医院里，看着自己的医院，心里踏实。”家人顺从了他的意愿。
他在病危之际还在关心着基层的医疗改革，身体状况一有起色，就会向有关领导说说自己的想法，他在农村待的时间久，了解的情况多，希望自己的意见建议能为新医改提供一些借鉴。
临终前，王金鉴说，“我尽心尽力，无怨无悔，这辈子值了，只是对闺女有亏欠，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他的女儿王慧心，今年刚刚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父亲却没能等到她的录取通知书。
迟永萍说，她知道她的金鉴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成，那就让他去做吧，“只要到退休的时候，把个完完整整的人还给我就行了”，可是爱人却没有等到那一天。
“我们一起过了26年，怎么一转眼就26年了，这么短，可是那些难熬的日子明明那么漫长，怎么这么快，日子说过完就过完了……”
夜幕降临，没有开灯的屋子显得格外冷清。49岁的迟永萍站在自家三楼的阳台上，趴在窗户边上，等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归来。
等到泪水凉了、干了，她才肯相信，她的金鉴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等待，就等在那个窗边，黑夹克，灰白发，就是他的金鉴，多久她都愿意等。
金鉴走了，留下她和刚满18岁的女儿。
“要是重新来，我还是会支持他，爱一个人，就爱他的一切，这辈子没过够，下辈子还要一起走。”
